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著名的是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古朴粗犷的地画、彩陶图案中复杂的符号，这些对于早期人类绘画及我国文字起源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诗经》中的《皇矣》，就记载了周文王伐密须（在今甘肃灵台）之事。《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采薇歌》就描写了甘肃陇西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据史料记载，《吕氏春秋·大乐·音初》中的“西音”被先秦时期的秦缪（穆）公用来培植女乐，一为享乐，二为熟悉民情，三为谋伐西戎。《史记·秦本纪》载秦缪（穆）公“以女乐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

　　西汉自武帝以来，连败匈奴，频繁派使臣出使西域，各国来朝不断，增进了河西和西域各民族，亚洲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经济往来。从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上都能看到这种背景之下，各民族、各地之间文化艺术的往来和相互借鉴。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至元封三年（前108）间，曾两次西巡，都曾到过甘肃境内的崆峒山、祖厉河。汉武帝驻跸平凉时，登崆峒山“祭以礼乐”，此时，“角抵，鱼龙曼延亦随之流入”（见《会宁县志》）。而汉武帝本人在西巡时，“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涼之声”（见《辽史·音乐志》）。当时的西涼乐有“柘枝舞”、“胡腾舞”、“胡璇舞”等，西域月氏舞蹈和有“八音之领袖”（唐郑处海《明皇杂录》）之称的羯鼓。史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柯兜勒》一曲。静宁县出土的西汉玉罄赫、华亭县出土的东汉编钟等实物，都证明了中原与西北地区密切地文化艺术交流。

　　从汉·明帝起，佛教开始东传我国。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这段历史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有过一段相当稳定的时期，从而促进了甘肃文化艺术的发展。西涼乐实为中原音乐、龟兹音乐及其他各少数民族音乐融合发展的结果。《隋书·音乐志》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之调是也。并汉以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夹羯窃据……”东晋十六国时（317—420），甘肃大地上建立了若干小国，特别是河西六国中的前涼，不断扩充宫廷乐舞。成王张茂为了向匈奴求和，曾一次贡献包括“女伎二十人”的大量贡物（《十六国春秋》（卷十六）。恒王张重华时，前涼国力大盛，西域和中亚一带诸国均向其朝贡。前涼永乐三年（348），天竺遣使朝贡，贡物中包括一支由12人组成的乐舞队，乐器9种和歌曲《沙古疆》、舞曲《天曲》等。除前涼外，陇西鲜卑族乞伏部建立的西秦、氐旅程中光建立的后涼、鲜卑族秃发部建立的南涼、匈奴族后裔卢水胡沮渠部建立的北涼，都是能歌善舞的部族建立的国家，宫廷乐舞都有极大的发展。氐人吕光西征回国，在姑臧（今甘肃武威）自立后涼，将从西域诸国带回的“奇伎异戏”与河西地区流行的乐舞拼凑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宫廷乐舞，后来流入中原，“……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隋书·音乐志》）。北魏武帝平灭河西，西域诸国得北涼沮渠氏宫廷乐舞，带回平城（今山西大同），命名为“西涼乐”。《魏书·音乐志》载：“……平河西，得其伶人其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北魏武帝命名的这部“西涼乐”即《通峡》所说：“即是晋出旧声，魏太武帝平涼州所得也。秦汉二代是魏晋相承之乐。”

　　我国最早的小说要算魏晋时皇甫谧的《列女传》和《高士传》，接着是东晋陇西安阳（今秦安县）王嘉的志怪小说。《晋书·王嘉传》说：“……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10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另据记载，王嘉还著有《王子年歌》等。

　　西晋十六国时期，甘肃敦煌、涼州地区一带河西佛教大兴。佛教史上著名人物竺法护、鸠摩罗什等都在河西建庙、译经、宣扬佛法，并使其向中原地区深入。随着佛教的大规模兴起，专门唱诵佛经的僧人也逐渐出现。但由于“汉梵既殊，音乐部客互用。”，陇上僧众便通过吸收本地民间西音、西涼杂曲等艺术形式，创造出中国的讲经文模式和曲调。公元五世纪后，敦煌等丝绸之路地区在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下，广建石窟，大兴庙宇，客观上给佛教艺术的广发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场所。同时，寺院大量吸收宫廷或贵族消遣的乐工和民间艺人，组成讲经文乐队，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讲经文“俗讲”便应运而生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