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老的量具：斗和升
现在人们对于斗和升的了解，大多只是记忆中的一种模糊印象。岂不知这两种量具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广泛为人们所使用。史载，斗和升的最早出现，当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斗”的注释是：“量也，十升，有柄。”
过去的木斗，以小麦计算，每斗重量约合45市斤左右，每10升约合1斗。木斗的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梯形，上口四边的尺寸各为45厘米左右，下底尺寸约35厘米，高约30厘米。斗和升一般都用硬木做成(如榆木、青冈木、红木等，主要是不易裂开和不变形)，斗的上面有一个提梁。木升和木斗的形状基本相同，只不过它的容量是斗的十分之一。
有史可考，明清时期，斗和升是官家规定使用的主要量具，多用以计算粮食的数量。因此民间是不可随意制作斗和升的。
清朝康熙时的律条规定，斗和升均由朝廷按标准统一制作，交由地方州府指派专门官员监管使用。如若发现有人私制量具，扰乱社会交易，一旦拿获定当格杀勿论。
到了民国时期，秤的出现和使用代替了原始的斗和升。但在民间的买卖交易中，人们为图方便省事，在许多情形下还是离不开斗和升。
如果说用这种量具能进行公平交易倒也可罢，但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一些官僚和地方恶霸相互勾结，串通奸商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卑劣手法盘剥百姓，从中非法牟利，中饱私囊，为害社会。此类事例在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下并不少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确规定了度量衡使用标准，同时废止了斗和升作为量具在社会的正规交易中进行使用。提出粮食货物的交易一律用秤(当时的秤每市斤为16两制，后改为10两制)。此后斗和升
作为量具的使用，便仅流行于民间。
大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斗和升这两种古老的量具便逐渐从民间消失。
二、旧时的乡村货郎
早年间，酒泉一带常有一些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乡村货郎，这些货郎多是挑着杂货担子，每到村口和人多的地方，就举起手上的小“巴郎鼓”边摇边吆喝，人们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便都围了过来，争相购买所需物品。当地人把这种生意人叫“呼郎子”。
“呼郎子”下乡所带货物并不是很多，但却很杂。什么针头线脑、各种花布、胭脂粉、擦脸油、糖果瓜子、烟酒茶、盐巴调料、毛巾肥皂、蜡烛火柴、红白纸、铅笔本子、小儿玩具等等都有。他们每到一地，不但服务热情周到，而且生意做得很活。买东西给钱也行，没钱赊账也行，甚至还可拿鸡蛋、麸皮来换。除此之外，货郎们来时还给人们带一些常用药品，什么仁丹、大圣丹、中药丸和西药片啥的。每至年头节下，他们还会给乡民们带来年画、对联、爆竹、门神等年货，以解群众之难。
货郎们下乡不仅吆喝生意，还稍带着为群众代办一些家常小事。如给农民代写家信、念信，帮忙给他们到城里邮局发信。以至还代收药材、羊皮、羊毛等。因货郎们常来常往于乡下，大都和乡民们混得很熟，关系也十分融洽，老百姓常盼着他们多来。
虽然乡村货郎们在农村深受人们的喜欢，他们的生意也做得很随人意，但货郎们的辛苦程度和他们心中的难言之隐，却很少为外人所知晓。
那时候货郎们出门提一次货，要费很大劲儿。因当时酒泉的商业很不发达，他们提货最近的地方也要到省城兰州，甚至还远去西安等地。一般出门他们都是赶上几头小毛驴，毛驴驮着几个大筐，相互结伴而行。一般来回一次少则十天半月，倘遇天气不好和路途不顺，个把月时间也是常有的事。路途中货郎们除日夜不停地急着赶路，有时也有短暂的停留，因为他们还得侍候毛驴，人也得吃饭。再则路途上还得时时加以小心，以提防野兽的突然出没和贼人乘其不备的劫道。
全国解放后，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乡村货郎们虽然还干着同样的营生，但他们的境遇却比过去要好了许多。这时期国家不但制定了专门政策，从多方面扶持个体商户，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成立了供销社，随之各地都办起一些大大小小的商店，这就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供应和生产需求。从那以后，乡村货郎便少得多了。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