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四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返回绥远。此行的目的是，结束绥远政治上不明朗的两可状态，完成易帜起义。而徐永昌则于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44）以加强其协调西北各部的职能。28日徐适值宁夏视察，当即获悉傅返绥消息，是日晚，徐“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45）迅即展开对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与马鸿逵研判傅作义返绥之意，马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46）预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绥远的崔亚雄致电徐：“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47）这似乎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31日崔亚雄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48）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忏悔”、“检讨”,我们不得而知，这个滴水不漏、莫测高深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崔亚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义惟一的明确表态是，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傅专书一函致徐：“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49）
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达了与徐会晤的愿望，其实是一个不露痕迹的两手安排。傅所称“布置妥当”,实际上就是指绥远起义，傅所以并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时间开展动员，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坏起义。那么，起义布置妥当之后，为何仍然邀徐会晤？因为傅要“藉倾款曲”.这个两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留出与徐会晤的时间，从而对徐，实际上是对蒋，做一个最后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抵重庆见蒋。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50）此时蒋提出是否照常发饷，表明蒋对傅之归来不甚乐观。
9月3日徐飞抵广州，随即向李宗仁报告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李“径电”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见徐，“对宜生亦同李代总统，主争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51）这样，广州方面明确了争取傅的主张。
9月7日，徐再飞重庆。在对傅作义的判断上，几位高层人士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徐记载：“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52）这就是说，在能否争取傅的问题上，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阎锡山持两种看法。
傅作义此次离平返绥，中共方面有人担心傅是否会跑掉。毛泽东对主管绥远工作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人，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53）在这里，毛把什么是被动、什么是主动讲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会跑，因为此时国共战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就在8月初，程潜、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广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这道最后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里会跑”.
傅返绥后，陆续将其工作情况上报北平。9月4日薄一波与聂荣臻致电傅：“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54）9月11日，傅致电薄一波、聂荣臻，表示绥远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义的筹备进展顺利。
薄一波记载：“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聂荣臻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周北峰，通知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于9月20日至24日之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56）这个通知意味着傅留在绥远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际，傅作义对于邀徐会晤一事由拖延变为急促起来。徐永昌日记9月15日载：“连日孙兰峰转宜生电速余诣绥。”所以催徐启程，因为政协会议即将于9月21日召开，绥远起义必须于此前举行。然而绥远起义又不能于徐到来之前举行，因为一旦易帜，绥远即与广州政府决裂，这样，徐将不宜再赴绥远。因此傅与徐会晤的时间，只能安排在绥远起义和政协会议之间。不难看出，这个缝隙就要合拢。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