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60）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61）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62）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63）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64）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65）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66）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67）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68）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从根本上讲是徐始终无法就国共战局的前景说服傅作义。徐、傅二人曾有这样一次对话：“宜生询政府方面对渠之返绥作如何观察。”徐答：“就余个人看法，共党首脑以青军守兰州，胡军在南，马军在北，共军如深入，处于三面受敌……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绥，以阻挠宁绥军之出击。”在徐看来，中共至少在西北战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然而对徐的此一判断，“宜生以为非是”.（69）可以说，正因为傅对于国共战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徐最终无功而返。

　　绥远之行对于徐永昌来讲，最感意外的莫过于傅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尽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对傅仍然产生了几分异样感觉。分手之后，惊叹不已的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70）

　　9月20日徐飞抵重庆，随即见蒋，“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那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蒋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广州向李宗仁复命，李“对宜生仍寄与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共党倾向苏联之心情”.（71）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为广州政府策反傅作义的行动画上了句号。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72）关于蒋介石致傅作义的这份电报，迄今，在有关傅作义的着述中仍被广泛引用，显然均出自傅的这个讲话，人们并未亲见。根据徐永昌9月18日日记，蒋电的确提及西安事变，的确对傅有所劝告，但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说无疑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价。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