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对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农场”.对此，傅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返回北平后随即向薄建言：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73）毛对此是怎样考虑的不得而知，总之，水利部长的职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不幸，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电台，证实他对徐永昌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全是妄言，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对于傅的这个最后的交待，毛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留着用吧。”（74）

　　傅与徐的谈话以及上蒋呈文，尽管内容广泛，但傅真正的着眼点是三个：美苏战争不会远；中共难以解决来年的粮食困难；军队前进过快，南下西征之后华北空虚，易被美蒋登陆。如果这些判断能够成立，傅便可以乱中再起。反过来，傅所以最后交出这批私藏武器，同样因为这些事件并未如期发生。傅失算了。如此结局，应验了一年前蒋的判断：“一定画虎不成。”

　　将本文前面的材料罗列起来，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截然相反的两个傅作义。发生在傅作义身上的这种政治与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轮替所派生的那个特殊政治群体--“贰臣”,以及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政治性格--双重性格。

　　一般说，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时间，大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情感的错位。也就是政治上选择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还停留在原来那一方，两者尚未统一。邓宝珊在送走徐永昌时说了一句实话：“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选择，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转移。傅作义一面举行绥远起义，一面对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错位的反映。

　　还在天津战役之前，林彪、聂荣臻于1月8日致电毛泽东，判断傅所以和谈，“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乎津讨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实上正是一个三面讨好的结局。尔后，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傅作义故伎再施，再次导演了一幕对国共两面讨好的两手交待。

　　傅作义所以数面讨好，对毛和蒋说两套话，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够的余地。而傅所以还有再起的打算，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政权能否稳固还存有疑虑。

　　傅作义生于乱世，从一个小派别绥军起家，最后成为国民党一个战略集团的首领。在尔虞我诈的仕途升迁过程中，他看到过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轮回，他正是以这些旧式军人的世俗经验，来应对国共这一回权力互换的。于是，便发生了两个傅作义这种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可以梳理的现象。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个方式，这三个方式的直接对象都是傅作义。显然，无论形式还是性质，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区别，其本身并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义却将看似不相通的三个方式贯通起来，一一领教。此举在解放战争全部过程中，傅作义之外，绝无仅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傅之反正过程，创造了一个甚为罕见的殊途同归的范例。

　　本文关于傅作义双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过。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的存在与表现，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与表现，并且使之更为具体，更为生动。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着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着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罗荣桓年谱》，第677页。

　　（14）《罗荣桓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罗荣桓年谱》，第692页。

　　（17）《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