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的“秦晋之好”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西安城盐店街、梁家牌楼一带牌楼高耸、豪宅林立。城里的老辈人说：这些豪宅的主人过去都是钱庄、票号、盐铺子的东家。在我青年时代，曾“荣幸”地在这一地区做过五年送煤工人，进出这些豪宅深院，深层地了解和认识故往的钱庄和票号的店东、掌柜和他们后人的生活形态。在盐店街、梁家牌楼一带，居住的山西籍人较多，因为当年的钱庄主多是山西帮。他们从穿衣戴帽到饮食习俗都保存着晋人崇尚“节俭”的特点，我曾亲历过豪门老辈人吃饭“舔碗”的情景，记忆深刻。他们从言谈举止到生活作风都保存着晋人的精明，几乎家家户户的儿孙辈都有极其过硬的“算盘”功夫！
从1995年开始，我试探着打开西安古老的“钱庄”经济时代的大门，探知来到西安的山西籍钱庄店东与掌柜的经营模式与生活形态。山西人的精明影响过西安人的文化水准、商德商誉，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山西钱庄店东的精明与淳厚同样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昨天，我还碰到晚清时“天成享”钱庄店东胡家的后代——陕西著名画家胡西铭先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到人风画风，足以体现晋人的精明与厚道。
为写老西安的钱庄，我在西安城里苦苦寻觅了许多个年头。或许是因年代久远的缘故，我没有找到一处老钱庄的故址，甚至连老钱庄的一张旧银票、一枚旧门钉都没有找到。无奈之下，我只好前往山西，奔走了老西安几大钱庄掌柜和领东的祖籍……先到襄陵，然后转道祁县，等到达古城平遥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找到了曾经在老西安开设过分庄的一家钱庄，它就是号称中国第一票的“日升昌”票号。陆续我又找到了曾经在老西安城开设过“钱号”的“百川通”和“天成亨”等几家票号的祖庭宅邸。他们的宅邸和故居与我所生活的西安城隔着几百公里，但他们的人生和奋斗历程却和西安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山西晋中地区的许多老宅院以及老宅院里发生过的故事都曾经与西安城有关。它们隔着岁月的尘埃与烟岚低声地给我述说山西票商在老西安城的沉浮，他们低声地把他们在西安城有爱有恨的历史讲给我听……好像那些早已故去了的票商、钱商在暗助着我，每到一处，他们的后人都为我把大门敞开着，连街上的行人都慈眉善目地冲着我笑，就像相熟已久的样子，不由得使我在脸热心跳的同时，再一次想起“秦晋之好”这句古老的辞条。
西安城的“钱庄”由三大商帮构成
为着“钱庄”的调研，我查找、接触到了西安城金融发展的许多资料。
在老西安城，钱庄的东家、掌柜大多出自山西晋中平遥、祁县、襄陵一带。清代光绪年间西安有“日升昌”、“百川通”、“大德恒”、“天成亨”等十二家名头山响的钱庄、票号，其中八家系由山西晋中人开设在西安的“分庄”；及至民国末年，西安的62间钱庄、票号也多由山西人掌柜或领东；纵使进入了社会主义初期，由46家钱庄、票号组成的西安银钱业公会除理事长是长安人鲁锡九之外，其他常务理事及理事清一色是山西晋中人氏。在1954年，西安银钱业各商号纷纷响应政府号召——转产或者歇业，如山西襄陵人开设在西安的“同济丰钱庄”转业入咸阳棉花公会；“协义成”转入西安绸布业公会；“长春生”改名“裕生面粉厂”(厂址在铜川)；陕西本土的钱庄和票商也纷纷相应政府号召，积极地投资“面粉厂”、“绸缎业”及“运输业”，极大地激活了西安诸多行业的发展活力，确保了地方的经济实力和长远发展的人才实力。
在钱庄及钱铺子的金融时代，西安城的钱商由三大乡帮构成：一是山西帮，二是河南帮，三是陕西帮。河南帮大多是从清道光年间开始，以“钱桌子”交易形式起家，属白手起家类型；陕帮则资产相对雄厚，且业主多为本城富室；晋帮则有字号老、庄业持久的特点。西安有史料记载的第一家钱庄该是“景盛永”，道光十七年开业。依次是“天福同钱庄”和“永兴庆钱庄”，这两家开业在同治八年。再下来就是“金盛荣钱庄”，它开业在光绪十二年。“天宝源”开业在光绪二十八年，“德胜宣钱庄”开业在宣统元年。以上几家“钱庄”、“票号”，皆是本城土著豪绅的产业。凭大量史料推断——西安钱庄、票号金融的鼎盛时期当在道光十七年至宣统三年之间。
纵观老西安城活跃着的以三路乡帮构成的钱庄和票号的运营方法，他们无一不是脱胎于唐代的“飞钱”和“会票”形式的交易手段；清朝各钱庄、票号门前皆悬挂“京兆足银”和“市平柜坊”两面招牌，在诸多唐代的史传典籍里多有记载。陈明光先生的《钱庄史》对“飞钱”和“会票”的交易手段亦多有记载，在他的考稽里也以大量的实证、物证说明“钱庄”、“票号”的交易形式是“长安人”的发明创造。在《旧唐书·德宗纪》里有明确记载：建中三年，长安东西二市有“积钱货、贮粟麦”的“僦柜”。“僦”是租赁之意，经营“僦柜”者当是“以柜租人贮藏钱物，以代人保管钱物为业者”。有关商人在长安西市存钱达二万贯以上的记载，还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据此推断：早在唐代前期“钱庄”、“票号”就已在长安西市初具雏形。不过当时所使用的不是“钱庄”、“票号”这样的名称，而是一个更具长安坊间特色的名称——柜坊。晚唐时，僖宗在乾符二年的一份敕文里专门提到“柜坊人户”，并说在柜坊存钱以便出贷的也有“波斯(今伊朗)番人”。因此，我说早期西安的“钱庄”“票号”应该说还有“外资”的融入。
“钱庄”的财富来源
在老西安城，票号和钱庄的集结地在盐店街及梁家牌楼一带。1948年7月6日，西安银行公会和西安钱业公会呈请市政府批准在梁家牌楼设立“西安银钱业联合交易市场”，当时西安钱业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谢鉴泉先生就是山西临晋人；该公会设常委理事二人，一人是山西虞卿人氏尚德庵，时任“宗涌盛”钱庄掌柜。另一人是陕西长安人氏鲁锡九，时任“协和福”钱庄董事长。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还设理事六人，其中晋中人氏有4位，依次是：山西襄陵人“敬泰络”钱庄掌柜马丽庚，山西临晋人“敬盛丰”钱庄掌柜秦虚庵，山西临晋人“忠厚兴”钱庄掌柜焦友诚，山西虞卿人氏“天顺诚”钱庄领东钟仕诚。另外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设常务监事一名，该常务监事由陕西澄城县人氏“俊源号”钱庄掌柜雷升云先生出任；在他之下设“监事”二人，两位“监事”皆由山西临晋人出任，一位是“同益丰”钱庄的掌柜胡儒生。另一位是谢华亭先生，当时谢先生任“协合福”(陕西人开设)钱庄领东。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山西钱商、票商在钱庄经济时代占有西安金融市场极大的份额，并且从以上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山西票商给西安本土的钱庄、票号输送过大批的“领东”和“二掌柜”。这些来自山西晋中地区的钱商和票商是建设西安、繁荣西安经济的一笔重要的人才资源，这一笔丰厚的人才资源具有两种魅力，一是“票商”独具的“克存信义”的人格魅力，二是“钱商”精明的“头发丝上吊圆宝”的经营头脑。解放以后，随着票商、钱庄的“转业”，山西票商把“克存信义”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渗入西安各个行业，从而使西安人加快了走出“以农为本”的思想理念和人生观念。
纵观历史，山西晋中南地处偏狭，生态环境恶劣，但“钱庄”、“票商”却相对密集，对其资本来历，学界及金融界说法不一。有说山西票商“以农业立基，继而投资官盐及私盐的交易”；有说“始自煤井开采”；另外还有“功成名就，从而弃智从商”及“风脉所至”等几种说法。另外，在晋中民间也流传着几种有关钱庄、票号的传说，在这些传说里，偶尔还能找到陕西乃至西安人的踪迹，有的传说甚至牵扯到了山西票商巨额资本的来历，这个“来历”在当地人的传说里就与陕西人有关。在晋中流传着一则与李闯王有关的歌谣：“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那李闯逼死崇祯帝，那文武百官一网罗。那闯将同声敲金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歌谣说，李闯王被驱出北京南逃时，在山西境内掩埋了大量金银，后来山西人借此发财。
从史传典籍和乡间俚话里，也不难发现陕西及西安人与“钱庄”和“票号”的渊源关系。在清朝至民国初年，西安城也出过资本雄厚的几个有名有姓的钱商，比如“景盛永钱庄”，资本系本城北院门高岳松家的，高家在前清当过大官，“景盛永”开业时投银伍千两；本城双仁府谢文卿开“晋盛丰”、“长盛钰”、“丰盛益”；同治八年开业的“天福同”亦是久居本城的老财东三原王兴章家所开。王兴章在清朝曾官至道尹。另外，在老西安陕帮“钱庄”里，还有了女性参与者的身影，西安城里流传过许多关于“渭北杨寡妇”的传说，杨寡妇就是钱庄掌柜，同时，她还开有当铺，字号叫“复庆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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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追踪
百川通的辉煌
“百川通”是山西著名的票号。
“百川通”的业主姓渠，山西祁县人。“百川通”只是祁县渠家开设的三家“票号”之中的一家，其余两家是“存义公”与“三晋源”。老西安的“百川通”是渠姓业主设立在西安的“分庄”。对票号而言，开设“分庄”或“分号”是经营之必须，是“汇通天下”的经营之根本。“分庄”或“分号”设立的数量和地域，是票号营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开设票号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作保障，但票号也为山西票商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造就了一大批豪商富贾，尤其在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山西中部地区。在清人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一书里，列出了山西的“十大富室”，“百川通”位居第四，仅次于祁县乔家。“百川通”的“分号”分布很广，茶马道上、陕甘道上以及日本的大阪、神户、东京都有“百川通”分号，甚至在朝鲜的仁川“百川通”都设有“分庄”。有些山西票号甚至都把“分号”开设到了莫斯科和蒙古国的库伦。山西票号营业范围之广大，实在是中国旧时商业机构所罕见。票号的业务包括汇兑、储存和放贷。
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票商们摸索出了一整套谨严的汇兑方法，并且发明了一系列的保密代号。票商中有一句行话——“认票不认人”，一切以汇票为准。“百川通”的汇票长八寸，横一尺二寸。票面上分为两部分：右半张的上方印着“会券”二字，下方印着刘海或天官大人等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左半部竖行红格用于填写汇兑银量及数额，再下来便是签字、画押及年月日。票商，被世人推之为“第一商人”。财源滚滚的票商豪富们是如何花费掉这万贯家财的？除了在戏院烟馆挥霍之外，他们把大量资财用于纳妾，盖豪宅。小妾和豪宅是他们斗富、斗狠的典型方式。可以说，晋中地区的许多“老宅”就是票商斗富、斗狠的产物。在山西晋中地区，流传着许多票商之间明争暗斗的传说和斗富、斗狠的故事。
平遥李家堡的“百川通”宅邸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的一颗明珠”，它以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高超的技术水平，体现了晋中人民的智慧和精良的建筑技艺。它由旗楼、牌楼和三跨相对独立的庄院构成，庄院内的影壁及室内家具皆出自名工巧匠之手。院内建筑也是丰富多彩、精彩纷呈，以门为例，就有芜栏半出檐门、硬山顶半出檐门、硬雕式侧出跨门；窗的形式则更为丰富，有条栅窗、雕花镂朵、双开扇形、通天隔棂形、挑启形等等。当时山西地区民间雕刻的技艺，在“百川通”建筑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各院大门上都有不同的木刻人物，屋梁、抱柱及影壁上则荟萃了四季花卉、冬梅春兰、八骏九狮、龟背朝锦、明暗八仙、渔樵耕读等神话故事。在“百川通”建筑群还保存着具有高超石雕技艺的门柱及影壁。
“百川通”的渠姓庄主在晋中地区的票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百川通”本着“以仁求才、以义取利”的经营思想，发展壮大，于光绪十二年被封赏“皇商”。
“山西票号”在老西安曾遭遇过一次“辛亥之劫”。在1911年农历11月初一至初二，市面上出现了一帮无业游民、青皮飞贼，这些人三五成群，手持武器，初则敲诈，继而抢掠。城内巡防队中的不良分子，也趁火打劫各行业商号财物。在叶雨田先生所著“省城各商号被抢财物实况录”这份文告里，明确地开列着“百川通”、“日升昌”、“天成亨”等十余家“山西票商”被抢银两及汇票的数额。自此，西安城再无“百川通”及“十大钱庄”、“四大票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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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钱庄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有些地区，钱庄则被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有些地方，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钱庄”具有三种功能，一，它具有商业经营的特点；二、它具有金融交易的特点；三、它具有“汇”与“兑”银泉流通特点。 清末之后，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