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街都是从宋元一直延续下来的古老街道，从有记载的明清时代至今，太阳庙门和报恩寺街一直是西安城内的居住区。尽管中国古代并没有特别地将贫民区和富人区分开，不过，在许多老西安的记忆里，从南院门到太阳庙门、甜水井，直到双仁府一带，确是西安“深宅豪院”的聚集地。
著名作家鹤坪在大车家巷生活了许多年，说起记忆里的太阳庙门，他很感慨：“还记得儿时我从太阳庙门经过，看见路旁人家精致、气派的雕花门楼便惊叹不已。那门楼的雕花和色彩漂亮至极，我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难忘。”
今年85岁的老西安胡宝瑛儿时曾在太阳庙门居住，并曾在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读。在她的记忆中，太阳庙门在旧社会是大户人家深宅大院的集中地，“居民都集中在西南城区，因为西门里有一口大井，是一口甜水井，而当时西安其他地方的水很多都是苦涩的。”
太阳庙里究竟供奉着谁
太阳庙门在南城墙里朱雀门和小南门之间，东起南广济街，西至四府街。东边与五岳庙门相对，西边则连着报恩寺街。全长298米。1966年曾改名为东升街东段。1972年恢复原名。
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中记载，太阳庙门因明末这里曾建有太阳庙而得名。而太阳庙的历史很有可能更为久远。西安地名专家葛慧认为，太阳庙很有可能是古代羌族信奉的太阳神与佛教相结合的产物。陕师大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红帅说，在中国，太阳庙并不多见，不过全国其他地方也还是有的，而太阳庙里供奉的往往并不是太阳神，而是对当地有所贡献的官员、战死的战士、忠烈之士等，在西安有关的地方志中，并没有对太阳庙的详细记载，不过，文献中有记载吉林省扶余县的太阳庙，是当地人在天旱时祈雨的场所。史红帅说：“中国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对太阳的信仰可能是比较早的信仰，太阳庙也有可能时间较早。”
《西安老街巷》中载，相传，太阳庙坐北朝南，南北长东西短，占了至善巷（解放前太阳庙门街北的一条南北向小巷）东侧的一多半。共有三门三间，两侧宽厢房各五间，有前后两座大殿，前殿供奉关圣帝君，后殿供奉太阳神。民国时期，这里住着毛和尚和利清法师。太阳庙还有一个院子在至善巷南口外以西不远。
因为太阳庙位于此处，这条街道便以庙为名。不过，太阳庙门为何要以“门”来称街呢？与太阳庙门一街之隔的五岳庙门也是以“门”称“街”，而在1986年朱雀门开凿之前，这里从宋元明清以来便没有开过城门，同时，太阳庙门（五岳庙门）并没有南院门、北院门那么重要的地位，也不像端履门、西华门那样曾经确有门存在。史红帅解释说，在中国古代，“门”有南来北往通达之意，有可能是形容这里交通便利；此外，古时寺庙所在的街道上都有牌坊，而民间又常将牌坊称作“门”，太阳庙门（五岳庙门）的来历有可能由于此。
清末西安府图中可以看到，那时的太阳庙门还被称为太阳庙街，并无“门”字，街北除了太阳庙外，还有一座刘忠壮祠。从图中看，太阳庙门东口连接着大保吉巷，即现在的南广济街南端。曾经，这里并没有朱雀门和顺城巷，大保吉巷的南端通到太阳庙门和五岳庙门交汇口便结束了。在大保吉巷西，太阳庙门北边，还有一条小保吉巷，这条小巷起止于大保吉巷，呈C型。今天，太阳庙门街北的保吉巷小区，便是在小保吉巷的旧址上建起来的。85岁的胡宝瑛说，她小时候在陕西省第一实验小学（今报恩寺街小学）上学，常常路过保吉巷，但从来没敢进去过，因为在旧社会，保吉巷里居住着许多低级妓女，坏了保吉巷的名声，不过这些妓女都很可怜，她们住在巷子里的棚户区里，生活艰难。
小保吉巷的南边一墙之隔，便是至善巷。至善巷在太阳庙西墙外，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半截巷，据说巷北头曾有土地庙，号称有求必应，故名“至善巷”。
太阳庙街与报恩寺街交汇口的南侧（约在今小南门偏北），还有一个“古红庙”，而红庙所对的街道则被称为红庙门。
曾是拘押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
民国时，太阳庙门的秘密监狱是西安城里人人畏惧的恐怖地方。1934年，太阳庙内厢房被当时的警察二分局所占，抗战后，东北流亡学生在此住过。1940年，太阳庙成为“国民党西北特别拘留所”，关押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西安老街巷》中载，从1940年到解放前夕，共关押过5万余人。郑伯奇、武伯纶、郑竹逸、画家赵望云等都曾被关押在这里。据说这座拘留所是胡宗南设立的特务机关，在此惨遭杀害者近万人，那时候，“太阳庙内无太阳”已经成为西安人的一句口头语。解放后，太阳庙陆续有单位和居民入住，不过却逐渐荒废了。
直到解放前后，太阳庙门街道两旁都是老房院落，一般都是三大间宽，两进深，大部分街房的当中一间缩进去半间做大门道，这样不仅看起来庄严，而且便于路人在此避雨。
《西安晚报》资深媒体人袁鹤年从1969年起，便住在太阳庙门附近。而自打他来到这里，就从未见过太阳庙。不过，“前几年，太阳庙门附近的居民还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纪念太阳庙。”袁鹤年说，“那时候太阳庙门街道很窄，街道两旁大多都是四合院。在我印象里，那时太阳庙门也没有什么单位，都是住家户。后来街道修整，使两边住户的房屋都低于街道，每到下雨，街上的水便流进两边的人家里。那时还没有顺城巷，太阳庙门和报恩寺街南的住户都是贴着城墙住的，那时的城墙还没有包砖，有些人家没有房住，干脆就在城墙上开一个窑洞。”
袁鹤年记得，大概在1989年，西安日报社的一部分搬到了太阳庙门街北，他依稀记得，西安日报社搬到这里之前，这块地方还是一块荒地。
操场里的无字碑默默诉说历史
太阳庙门向西，便是报恩寺街。报恩寺街东起四府街，西至甜水井街，长319米。据记载，明洪武年间，因此地有报恩寺而得名。1966年，曾改名为东升街西段，1972年更名为东升街，1981年恢复原名。
史红帅说，在唐代，报恩寺多为纪念亡母或亲人所建。根据《通志》中的记载，唐中宗李显，为纪念死去的儿子懿德太子，辟鸿胪寺一角修“懿德寺”，后经战火毁坏，仅存故址。元代至元年间，这块地成为蒙古贵族、平章也先捏夫人也鲁的花圃，后来，有人看到花园里的石像放光，便将花圃改建为寺院，并请皇帝立匾额“大兴国报恩寺”。据说，明初秦王朱樉路过此寺，看见门额上的“大兴国报恩寺”牌匾，命令将“大兴国”三字去掉，于是该寺山门上的匾额报恩寺前一直留有很大空白。经过历代的休憩，到了民国初年，寺院的山门上还挂着“报恩寺”的漆黑牌匾。清光绪年间，报恩寺以东的空地和南校场西边一块南北长的地方，被拨给在西安做官的外省人，办了一所“客籍学堂”，也就是今天报恩寺小学的前身。
报恩寺位于报恩寺街北，靠近甜水井的西端。清代，这条街的北边，还有“镇标校场”和“义精营”。“镇标校场”是清代西安总兵所辖绿营兵操练和检阅的场所，与府城西北万寿宫东侧的“抚标校场”分处城南、城北，所以它们分别被称为南、北校场。清朝结束后，南校场成了一块空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原南校场的中部，开辟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窄巷，有山西籍的几位富商在此巷内北头路东修建了六所住房院落，所以取名“六合巷”，六合巷的北口通往冰窖巷。如今六合巷已消失。解放前，《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址就在报恩寺街六合巷最北的一所院子内。
民国时，报恩寺街北西端是军官李士隆家的大院和花园，解放后成为“陕西省广播器材厂”。据说1943年左右，胡宗南在原南校场修了一些平房做军械局，抗日战争期间，南校场的空地被当时政府卖给私人陆续修建了许多住宅。
解放前，报恩寺街是一条很窄的土路，解放后加宽了车道，填平了路面。今天，在报恩寺街很难见到印证这条街道古老历史的痕迹，不过，在报恩寺小学的校园内，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石碑、古树。
报恩寺小学创建于1908年，起初建于报恩寺东和南校场西，后改名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在报恩寺小学的操场里，至今仍保留着近百年的老国槐、龙爪槐。教学楼旁，一块古碑隐藏在一个角落。学校的李建琪老师告诉记者，这通碑是2004年校园翻修时发现的，发现时上面的字迹都已看不清楚，碑身完整，然而在后来搬运时，石碑却从中间断裂开了。记者询问了在一旁玩耍的孩子，孩子们都不知道这是一块古代的石碑。与石碑同时出土的，还有若干大石块，如今散落在学校后操场的一处平房后面。今天，只有这些石块、石碑和古树，让我们看到了这里历史的悠久，然而，它们却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详细的信息，留给我们一串不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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