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李德（PH．lieder）满德（H．Mandel）两人是织呢局从德国请来的总管，也叫总监工。

　　其实，美思尼来兰之前，大清国周刊报于1881年1月3日刊登通讯员发自汉口的一篇通讯中就预言，等到明年外国雇员合同期满后，这兰州织呢局很可能不久即将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这篇通讯指出，兰州织呢局有很多缺陷：（一）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40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以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织上等呢；20斤能织次等呢；50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这种毯在内地几乎无人使用；剩余的20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二）道路很坏，虽然比以前好多了，每10里设一站，立了路牌，常叫兵勇们修路。

　　（三）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10匹呢布，每匹长18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四）虽然努力建成了厂，但兰州织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兰州的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

　　眼下探险者的文章一出来，织呢局的命运更加坎坷。

　　想当初，左宗棠在畜牧地区的中心设厂，一心想开发西北羊毛资源，为民兴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织呢局，实指望为甘肃带来效益，成为培养本土人才的摇篮，进而推广到全国去。谁知步履如此艰难。

　　织呢局的日子每况愈下。产品销不出去，入不敷出，亏损严重，难以维持；机器坏了无从维修；官办企业，大小委员就有10人，开支亦繁；本地人都穿棉布，不兴呢布，贩运到外省，运费又贵，不合算；加之俄国人输入便宜的毛织品冲击市场，企业就像处在四面楚歌中。随着洋匠和总办局务的委员先后辞职，只好停织了。又是一个春去秋来的季节，秋风从远方带来了又一缕惆怅。

　　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十七日，捷报刊出消息：据说兰州府的织呢局已由新任总督谭钟麟下令停办。这是左宗棠三年前倡议创办的工厂，原打算开工能够盈利的。

　　捷报的评论是，左宗棠曾花费了很多钱，购到了最好的用本地羊毛织呢的机器；也曾盖了合适的厂房，安装机器后每日能产呢10至12匹；并且特别聘了七八个德国技师来教导本地工人以近代纺织的技术。但由于翻译人员没有能力，教导工作很困难；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于是情况便很不能令人满意。10月24日，捷报跟踪报道：兰州织呢局这个企业，奋斗了五六年之后，证明完全失败。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恶劣，产品没有销售市场，这些合起来，使得这个企业无法成功。除了这些不利条件外，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于是这座工厂现在已经放弃了。有学者把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归结为六句话：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

　　由此可见，当时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企业本身的要求，加上左大夫一走，好像天时地利人和也跟着走了。

　　无论如何，甘肃织呢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毛织工厂，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毛纺工业的先河，左宗棠、赖长等人无疑是发展中国近代织呢业的先驱者。是他们为一百年后兰州这座工业城市的兴起播下了种子。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第一个织呢局不在首都，也不在上海、汉口，却编偏诞生在内陆腹地黄河上游的兰州城。一代名将左宗棠在调离甘肃后还对他曾经苦心经营过的这片领地“魂梦难忘”。而兰州人乃至中国人又怎能忘记湘人左宗棠在大西北创建的业绩。兰州人曾经在市中心修建过“左公祠”。后来开辟的城南大道，命名为“左公东路”、“左公西路”（今民主西路、白银路）。多少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生长在兰州市的“左公柳”树干粗壮，树冠硕大，每当春光明媚，柳叶青青，随风飘荡，就仿佛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