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这个省名，是由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这两个古地名的首字合并而成。因省内绝大部分地区在陇山以西，汉王朝曾设陇西郡，唐王朝亦曾置陇右道，故历史上将甘肃简称为“陇”，近代以来，则多以“甘”作为简称。甘肃经纬度跨度宽，地势起伏大，平均海拔高，气候种类多。境内有祁连山、阿尔金山、乌鞘岭、西倾山、西秦岭、六盘山、小陇山、子午岭、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等大小山脉数十条，有黄河、渭河、泾河、洮河、大夏河、庄浪河、祖厉河、马莲河、西汉水、白龙江、黑河、疏勒河等大小河流数十条，形成了高原、山地、沟壑、丘陵、戈壁、沙漠、绿洲和小型河谷冲积平原等多种地貌并存的自然景观。据历史地理学家们的研究，远古时代的甘肃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土质肥沃，气候湿润，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很适合人类的生息和耕作。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星火，诸如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呈现在甘肃大地上。甘肃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已被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从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古人类遗址的挖掘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长达三千多年（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的古文化遗址，属仰韶文化的先驱，比西安半坡遗址的历史还要早800多年。其中有些出土文物，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如大量陶器上所绘的鱼、鸟、蛙、虎和人形，反映了先民们的渔猎生活；黍米和油菜籽等碳化了的农作物种子的出土，证实了原始农耕的萌芽；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陶器上发现的十多种记事符号，也为我国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地湾遗址恰恰处于“人文初祖”伏羲氏的诞生地——古成纪的范围之内，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再加上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平凉市崆峒山，西王母与穆天子会面的泾川县回中山，大禹治水的积石山等皆在甘肃境内，就足以证明甘肃与华夏古代文明关系的密切。
夏末，周始祖后稷之子不窋因不满夏主的昏暴，率族奔狄戎之间，在陇东建立了不窋城。他殁后，儿子鞠陶、孙子公刘先后继承祖业，教民稼穑，为中华农耕文明的肇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周祖陵（不窋墓园）在庆城县东山，公刘殿在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刘家店。在这两处，民间祭祀农耕先祖的活动至今不衰。周朝时，甘肃境内还曾建立过密须，义渠、共、秦等国，其中以秦最为强盛。秦氏族最初在天水市南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和县一带为周王朝养马，后来得到很快发展并不断东迁，成为当时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最终完成了横扫六国、统一中华的大业。近十多年来在礼县大堡子山先后发现了大型、密集的秦先公先王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国宝级的重要文物，进一步证明了秦人乃由甘入陕的史实。
秦亡汉兴，西北疆域的开拓及丝绸之路的贯通，出现了商旅往返、贸易兴旺，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繁荣景象。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令名将霍去病讨伐匈奴，迫使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归降汉朝，保证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而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则进一步促进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逞雄，战事连连，甘肃的秦州（今天水）、陇城（今秦安）、武都（今西和）、西县（今礼县）、河池（今徽县）一带，成为魏、蜀双方激烈争夺、战争频繁之地。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堡（在今礼县境），斩马谡的街亭（在今秦安县陇城镇）等古战场遗址至今犹存，三国传说故事也在这些地方广为流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动荡不安，战乱蜂起，聚居于甘肃境内的氐、羌、匈奴、鲜卑等族的上层统治者，乘机建立了各自的割据政权，如“河西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等小国，但统治时差是都不长。唯武都白马氐族部落首领杨腾之子杨驹所建立的仇池国从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２１１年）开始，历经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周、隋等朝，传十八代，易三十三主，统治甘、陕、川六郡十八县达３８６年之久，其治所以“百顷”为号，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的仇池山上。西和县曾出土两颗爵封金印，其上文字一曰“晋归义氐王”，一曰“晋归义羌候”，这是因为晋惠帝时，氐羌部落在齐万年率领下举行起义，失败后归降，故印章上才有“归义”字样。隋朝时，甘肃一带又受突厥和吐谷浑的侵扰，隋炀帝率兵西巡，平定并安抚了吐谷浑，还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多个小国的君主或使者，恢复了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