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运桥料和修建铁桥的过程中，签约的中外双方，曾因发生的一些实际问题，彼此出现过一些分歧和争执。后经外交手段进行多次交涉：在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中外围绕铁桥工程建设而出现的交涉，计其大者，共有4次：

　　一、来甘洋工程师的人选问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彭英甲收到驻津委员张钟骏的来信，藉悉泰来洋行“原拟仍派上年随喀佑斯到甘揽工者，大工程师德克赴甘修造，今因黑龙江去修铁路，又派小工程师，二十余岁，岂能承修大工?闻喀佑斯亦不赴甘。此次如不赴甘，此工定误大事”。彭英甲在收到这封信函不久的十月初四日(公历11月9日)，致电天津泰来洋行：“现在二期料已起程，请照合同(工匠)与德克一并速来。喀佑斯原办之人，非来监修不可。”三天后，泰来洋行复电：“工程师偕工匠于九月二十日已起程”。这一电文闪烁其词，闭口不谈德克与喀佑斯是否在此行之列的关键问题。适逢十月初七日(公历11月12日)，驻郑委员麦方来电称：“工程师满宝本率华匠六十九，初三由郑保护西行。”这才知道外方不予正面回答电询的用意。彭乃于十月十一日(公历11月6日)又致电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喀佑斯系原包桥工之人，德克系原估桥工之人。二人必须来一人，办事熟悉，两有裨益。”但遗憾的是，外方始终未能如约派这两个洋人二次到甘，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二、为外方代运超重桥料的问题。中外在合同中规定：“甘肃自津转运的桥料，每车不准过1200斤，原为易于转运。如有重大料件，难于运动，归泰来洋行自运。”但奇怪的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907年1月7日)彭英甲收到泰来洋行拍来的这样一份电文：“桥工重料前蒙张贵委员允准代运。冬月初，派伙至郑晤商麦、臧两委员，复允月底运竣”云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彭深感事关重大，即于次日电复泰来洋行：“来电谓张、麦、臧三委员允诺代运等语，究竟有何凭据?本总办惟有查明凭据，惩治委员，绝不能显背合同也。”并予同日致电驻郑的麦、臧二人：

　　“桥料重过1200斤，照合同不管。顷泰来电，张、麦、臧三委员皆允代运。本总办以为，断无此理。已电问有何凭据?如果违背合同，该员等咎由自取，必立予惩办。”初六日，麦、臧二员电复彭英甲：“已抄电函致张令，并电达泰(来)。运陕锅炉、铁柜，电止运。　等允该行代运，非不遵合同，实张令函促面催。”彭在阅完电文后，权衡利弊。以建桥大局为重，乃在初七日致麦、臧二人的复电中，妥善处理了此事：“不必电陕止运，候将来再算。总之，已运者仍照旧运。嗣后，遇有1200斤以外之料，必须守定合同，问明泰来行办理，勿稍违越原议。”到了十三日，远在汉口采办其它洋务物料的张钟骏，致电彭氏，这才道明事情的原委：“因重机运郑，当向该行洋东坚争，令他自运。他言到郑车载不启，仍归他运。……允许代运之说，系谁签字?已函催该行。否则，赴津反对，何敢违背合同!”事已至此，只好变通处理，为洋人代运了本该由洋人自运的物料。

　　三、所谓外方“控告”中方，转运超重大件迟误工期的问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1908年3月)，泰来洋行就转运在途的超重大件天气帽等事致电彭英甲。抱怨中方转运“迟误”，影响施工进度，扬言“控告”中方云云。彭于是月初八日(公历3月10日)电复泰来洋行，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驳：“据运料委员禀称，合同内载不准过1200斤，天气帽乃二三千斤。泰来行元旦派人来，十五拆完，十八起运，有何迟误?且锅炉每件过一千六七百斤，已代泰来转运到甘，工程师深为致谢。一怨一谢，深为可笑也!……‘控告’一节，如谁违背合同，谁均可告谁。所以向办交涉，均立合同为凭也。本总办查该员等所禀均是实情。于锅炉一事，已过一千六七百斤，本不应甘肃运，而该员等已为转运。泰来行致谢之不遑，而能怨乎?”这份电文，以雄辩的事实，有力地戳穿了外方的不实之辞，维护了中方的权益和尊严。

　　四、关于外方责难中方懈怠运料，误工赔偿问题的答辩。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8年12月19日)，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华克，致电彭英甲：“虽经津行恳本国领事，屡请饬催委员，迅速运料。惟上届第一批于华5月到津之材料，乃自10月起，经委员运到兰州者不过一半。本工程师甚怨运料懈怠云云。本行想该桥料以后运仍迟缓，至下年四五月问，河水涨发，断难竣工。该工匠等且须俟下年年底方能竣工，其工价每月需银百两，若能于四五月以前告竣，本行便不因此吃亏。再，末批价银，原订于工竣后付清。倘迟至年底而其间利息，更觉受亏。以上所有工价及利息所受之亏，按公理本行不能承认，应索赔偿。”对这份以怨报德。秋后算账的电文，彭氏在同月二十九日的辩驳中电复道：“运料未误工作。三月开工，及夏日停工，系因水大。此责任在泰来行，于甘肃公家无干。”以简短明快的话语，不卑不亢的措辞，作了有理有节的答复，使外方无懈可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