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点上转运桥料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运价。陕甘区段的运料路程远于豫陕段的三分之一，更何况一些超长超重的难运料件，“陕西车队一见，皆视为奇货”。再说，与陕为邻的甘肃，年成不好，特别是“兰州食用，无一不贵”。因此，当主客商量桥料运价时，车行坚持“断难比郑价再低”。最后商定，以110斤按100斤计算，发给脚价银4两。对一些超重大件，每车装运一件，每件发给价银大都在60两库银之间。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上旬(1908年4月)，西安车价有跌无涨，加之车多货少，运价已降为百斤价银3.7两。

　　车夫私搭客货。在西安运料的大车，每辆装料一般都超过2000  斤，轿车装载量也不少于一千六七百厅。为防途中发生意外，每批上路的车辆，均由驻陕委员刻印和填发运单，写明料件名称，各车装载数量，并制作200面黄旗插于车上，作为标识。还特意由洋务总局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07年9月28日)飞饬兰州东路的金县(今甘肃榆中)、安定(今甘肃定西)、会宁、静宁、隆德、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川)沿途500里州、县、营，明确规定：自西安至泾州的陕西境内，由驻委员招雇护勇押送；自泾州至兰州的甘肃境内，沿途州县，由遴派的兵丁和干役“按照该管驿站轮接，小心照料护送，以防不虞”。

　　尽管如此，还是出了问题。据办理平凉统捐兼工税分局委员，试用州吏目田必嘉于1907年11月在呈禀彭英甲的信函中称：自西安装料发运兰州的“头、二两批，均另搭有客人私货。无论有无夹带，而压损遗，实在堪虞”。同时，每批运料车辆，一般都在二三十辆以上，各车本应联络而进。鱼贯而行。实际上进入甘境运行的车辆，“茫无秩序，或小帮牲口，力弱落后”。对于这种情况，驻陕委员因水远山遥，鞭长莫及。据此，甘肃洋务总局、布政司、按察司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1908年3月12日)联合发出500里传牌，严谕兰州东路各州县：“遇有料车搭客带货者，即由该局照章充罚，以维催运而利转运”，并不得料车“擅自分批，首尾紊乱”。经过这样一番训令整饬，入甘的运料秩序才得以井然进行。

　　觅雇车辆。由陕运甘的转料，开运虽算顺畅，但到宣统元年春节  (1909年1月21日)，由于城乡过年，加之天气寒冷，冰雪阻路，甘肃大帮车辆尚未出省，而陕西的大车又不能“任载长大料件”。为不误运料时间，驻陕委员差派专人前往泾原一带，“始得觅雇大车，并于正月下旬把在陕最后一批料件扫数装载启运”。由此看来，《记》文所说“西安至兰州，由兰州大车独运”之说，是与史实不符的。

　　还有一个问题，亦需搞清楚。《记》文写道，建桥的物料重量，“仅钢梁、铁板条及其它机件，估计重量约在120万公斤以上。另外洋灰2240铁桶，小钢轨 4里半，以及锅炉、沉箱、钢丝绳等尚未计入”。《史》文也说，“所有材料、机具、设备，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八月转运，翌年(1908年)五月止，总计约400万斤的钢材、零部件设备、机具等，辗转数千里，途经数省运至兰州”。据原稿转录，上述估计与实际重量出入较大。豫、陕运料清册标明桥料毛重的有洋灰2231桶，每桶重300斤，总重66.93万斤；小铁车、橡皮板1箱，用具354件，测绘器具2箱。小铁轨4里半，机器(起重机等)，钢丝绳4盘、钢材、铁管、螺丝铆钉等共重50.75万斤。锅炉、天气筒、铁水柜、铁箱、天气帽等27件超重物料在西安共支付脚价银1900两，按每110斤付脚价银4两计算，计重约为5.4万斤之数。以上所有料件总计约为123万斤，再考虑一些误差因素，最多也不超过150万斤。由此看来，《记》和《史》文把桥料总重估为二三百万斤乃至400万斤，是失当的。

　　总之，在陕的桥料转运，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907年10月7日)启运，至宣统元年正月底止(1909年2月19日)。先后历时17个月。共计运料16批，开支各项费用的议平银45528两，折合库平银43707两。

　　奏请立案

　　中外在兰签订建立合同后的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908年  1月22日)，陕甘总督升允专折具奏皇太后、皇上“为筹建兰州黄河铁桥，以期经久而资利涉，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奏本。他在奏折里先谈了在兰建桥的缘由，以及他本人“到任后，查悉情形，思蒇前人未竟之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屡与司道筹画”，拟为地方造福建桥的初衷。接着谈了签约经过，以及“饬该洋商回国运机购料，以便兴修。据洋务局总办、兰州道彭英甲具详前情，当经批准照办，并将合同咨送外务部查照在案”的详情。很清楚，包修铁桥的正式合同，是由升允“批准照办”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