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何以在签约之前没有奏明朝廷批准，而要在桥料源源运兰即将正式动工之际，方才具奏清廷立案呢?原来，升允的本意是：

　　“奴才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渎宸听。现在铁桥料件已陆续运到，立合同人喀佑斯招雇洋工华匠60余人。亦已先后来西，拟将择日动工，自应奏咨立案。”

　　在奏折的尾部，又谈了他对彭英甲“讲求新政，人颇开通”的器重推荐之情，言明由彭“一手经理，以竟全功”的设想和决策。还奏明了在财务方面“所有桥价、运费等项，概于统捐溢收项下，随时核实拨用。作正开销。应恳天恩敕部先行立案”等项事宜。

　　总督升允具奏清廷之后，不久即有了回音：“案准度支部咨制用司案呈，内阁抄出陕甘总督升(允)奏，甘省筹建兰州黄河铁桥所需桥价，运费等项，于统捐溢收项下拨用，奏报立案一折。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1908年2月19日)奏，朱批：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恭录朱批，移咨陕甘总督遵照”云云。

　　作为皇家御笔朱批“知道”二字，寓有赞同和认可之意。至此，创修兰州黄河铁桥一事，方由清廷正式立案。

　　上书停建

　　就在桥料陆续运兰，清廷所降立案谕旨已在甘宣布，行将在工地上择日开建兰州黄河铁桥之际，仍有保守派人物在非议建桥利弊得失，有的甚至上书反对，庄浪举人牛献珠就是突出的代表人物。牛氏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1908年4月2日)上书条陈，并由庄浪儒学封递洋务总局彭英甲的一篇“为请停修黄河铁桥，以纾财力而弥后患事”的禀文，即为典型的实例。这位僻居一隅，禀文“草成而不敢发者四月于兹”的儒士。从五个方面阅述了他的观点：

　　一是从财力上看，他认为“以千年旧有之桥，易木为铁，事少实际，徒饰美观”。在他眼里看来，这是“役将匮之财，为不急之务”，从而得出“以其劳民而伤财也”，“甚非瘠省所宜有也”的荒唐结论。

　　二是从铁桥建成后的保养维修上看。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铁桥“虽甚粗适实在”，另一方面又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说，铁桥“与木桥比，不过久暂不同”罢了，但却比木桥所需岁修开支“已多十倍之费”。并以假设的口气写道，如果“将来全行倒坏，改作至再至三，费将倍蓰十百而已，不几成一省漏卮耶?”他甚至把一些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空气频则机牙暗损”，“凉热涨(胀)缩，水气锈蚀则缄笋(榫)不能不松”等等大自然作用于铁桥的正常现象，以及在他脑子里凭空遐想出来的“潮头数则基址微摇”等纯属子虚乌有的问题，作为否定建桥的理由。

　　三是从军事上看，他过份拘泥和墨守于古代战法，认为“万一河湟不靖，此桥于省垣城守最多不利”。接着一连列举了六大害处：“河失其险”。“船桥灵而铁桥滞不利”，敌以“重船沉塞而下，则水可立涨而北门泛滥”，“城中汲道，敌易设法断绝”，“桥夜间易为偷渡”，若重点置守白塔山，以“跨桥连城”，军费势必大增。于是，他推导出“此桥若成，常则利一，变则害九”的奇谈怪论。

　　四是从远景渺茫的修建西北铁路上大做文章，他主动献策说：“为今之计，铁道在所必修，宁夏在所必经”。建议将修建兰州黄河铁桥的合同进行修改，以中外股份制的形式，把兰州建造铁桥的料件，转运到宁夏地区之黄河上面，“建一适用铁桥”。他的这一想法又是何等的荒诞不经!

　　五是从政府变化上进行揣测臆断，说什么“将来省会之迁移(宁夏)，本意中事。则商途必改而出于北，复何必虚掷一筹于无用之地乎?”这种说法更是空想。

　　彭英甲阅此禀文后，先是观点鲜明地批语：“此项铁桥业经大帅奏明。奉旨饬办……可否停建，非本总办所敢擅专。”接着，又言简意赅地论驳道：“当此推广路政之世界，铁桥之修，所在皆有。岂人皆昧于后患。而该举人独知预防耶?至请移桥宁夏，谓‘省会迁移，本意中事’等语。无论语涉无稽，岂有在兰州，铁桥有后患，省移宁夏，铁桥即无后患耶?谅该举人无词以自解也”。他用这些明智而又幽默的批语，作了有力的回敬，仍按既定方案，排除了干扰，继续坚定地修建铁桥。 (责任编辑：鑫报)